事實上，類似于光伏行業這樣的“雙反”政策，近年來，中國企業可以說已經習以為常，輪胎、造紙、通信等，都被“雙反”過。但是，沒有一個出現像光伏行業這樣的“危機”的，也沒有一個像光伏行業這樣企業大面積倒伏的。原因就在于，這些行業雖然也存在一定的產能過剩、對外依存度過高等問題，但是，從總體上講，這些行業都是按照市場經濟要求，在市場競爭中逐步積累、逐步發展起來的，具有較強的市場適應能力和應對各種風險和危機的能力。相反，從光伏行業的發展來看，在“新興產業”的大帽子下，多數都是在地方政府的行政推動下起步和發展起來的，既沒有符合市場規律的逐步發展過程，更沒有對市場的適應和熟悉過程。

以江西賽維和無錫尚德為例，兩家曾經無限風光的中國光伏行業領頭企業，從起步到現在出現危機，沒有一個時段不閃動著政府的影子，也沒有一個時段不是被政府這只有形之手推著向前走、推著盲目擴張的。如果沒有政府的“幫助”，這些企業不可能發展如此迅速，也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形成如此巨額的債務。

說實在的，雖然賽維和尚德都陷入了巨大的債務窟窿當中，面臨隨時破產的風險。但是，比起那些同樣陷入困境、同樣都面臨破產風險的中小光伏企業，畢竟還過了幾年風光的日子。在中國，一天好日子也沒有過上就遇上“寒冬”、就陷入絕境、就已經死亡或正在等待死亡的企業，也是比比皆是。用市場眼光來分析和判斷，這些企業原本就是一個“死胎”，出生之日，就是死亡之時。

現在，面對光伏企業普遍陷入困境，特別是曾經風光無限的企業面臨破產的局面，地方政府再次伸出有形之手，以試圖從危機中把光伏企業解救出來。

我們不認為此舉有什么不對之處，這也可以看做是政府對經濟的一種調控和干預手段。關鍵在于，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政府能夠讓光伏企業起死回生嗎?能改變光伏行業產能過剩的局面嗎?如果過剩問題不解決，政府的解救，只會讓這個行業的發展更加無序、更加不適應市場規律和要求，也使企業的內在動力難以得到充分發揮。因為，很多企業能夠生存下來，很大程度上靠的是政府的政策扶持。而出了問題，又有政府的救援，誰還會考慮企業自身的競爭力和創新力呢?這無疑給其他企業傳遞了一個很不好的信號。

地方政府頻繁使用有形之手對企業決策進行干預和影響，而相關職能部門對地方政府的干預又缺少必要的限制和約束，已成為經濟結構調整與轉型十分重要的障礙。除光伏行業之外，鋼鐵、水泥等行業，產能過剩問題不僅沒有得到解決，反而矛盾更加尖銳，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地方政府為了政績需要，通過政策優惠、資金扶持等，助推了企業的盲目投資之風。如果說科學、適當、合理、規范的政策扶持，是企業發展的良藥的話，目前絕大多數地方的優惠政策和資金扶持，都成了毒藥，不僅沒有給企業補充所需的營養，反而加速了企業營養的損耗。如果這些“營養”能夠放到中小企業等必須輸送的企業，整個經濟就不可能出現今天這樣的格局，也不可能出現產能嚴重過剩、結構嚴重不合理的問題。

對歐美國家的貿易保護行為，我們應當也必須奮起反擊，但是，反擊的同時，更應當對自身存在的問題進行反思與檢討，特別是政府對企業行政干預過多的問題，確實已經到了必須解決的時候了。

中國的市場經濟也已經實行很多年了，政府也應當不斷成熟和長大了。如果政府真的想引導經濟向好，那就應當在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完善法律制度、加強宏觀調控等方面多下工夫。而改善投資環境，也決不是現在地方政府動輒采取的各種優惠政策和資金扶持，更不是默許企業違章建設、未報先建、邊報邊建等。如果這樣，離法治政府的距離只會越來越遠，離真正的市場經濟的距離也遠來越遠。

中國經濟發展需要經歷“成長的煩惱”過程，也需要付出一定的代價。但這種煩惱和代價，應當在政府的作為下有效減少，而不是不斷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