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提高森林覆蓋率、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今年各國出臺的禁伐政策層出不窮,而木材供給市場的失衡成為了紅木價格上漲最直接的導火索。
去年6月,新的《瀕臨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開始生效,紅木的價格開始出現了上升的苗頭。再加上今年,我國禁止大小興安嶺的采伐、緬甸禁止原木出口等等,木材的來源被阻斷,紅木的產業鏈條變得更窄更艱難。
“兵來將擋,水來土掩”,涉足紅木行業的商家們為了應對資源短缺的形式也開始耍大招。資金比較充裕的大企業搶在紅木價格到達頂峰之前就開始囤積貨資,儲備一段時間的產能。而資金有限的紅木商家只能持幣觀望,為了應急就先縮小生產數量和規模;或者隨著紅木的價格的漲沉而選擇性進行購買。
原先擁有一些紅木資源的賣家也開始觀察市場,為了獲得更多的邊際利益,拋出中低端品質的紅木來試水。禁木令讓紅木的價格上漲,價格的漲勢使得市場陷入了更加嚴峻的格局。市場開始出現“劣幣驅良幣”的惡性局面。
紅木價格的跌宕起伏所帶來的影響遠不止這些,下游的產業也照樣受挫。紅木家具的自身盈利能力不強,賺取的都是紅木木材的差價。而紅木價格上漲之后,行業的利潤一再縮水,制約著紅木家具的發展。
除此之外,紅木家具生產廠家的購買積極性也受到了嚴重的影響。一些以追求數量的粗放式生產的家具廠家就要面臨著生產危機;馕C能力不強的中小企業可能就會在紅木的漲潮中成為了犧牲品,要么處于微利或者虧損的邊緣,要么縮減生產的規模數量,不管是選擇哪種方式,企業都是自負盈虧。
凡事都是雙面的,對于紅木行業來說,紅木價格上漲引發的一系列問題可能也是一把雙刃劍,會引發行業內部的洗牌整頓。那些資金周轉不足或者抗風險能力差的紅木家具企業就會在洗牌之中被淘汰出局,行業的平均水平就會大大提升。